叙事心理治疗可以看作是后现代构建主义心理治疗中的一种。
它是从家庭治疗中发展出来的，和它并列的还有合作语言系统（collaborative language systems）、可能性治疗（possibility therapy）、聚焦解决方案疗法（solution-focused therapy）等。
后现代建构主义心理治疗是一种基于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理念，强调知识和心理现实是通过社会互动和语言建构的，治疗师与来访者合作，帮助来访者通过重新构建故事、话语等方式来改变其心理状态的心理治疗方法。社会建构论认为所谓实在、真理、谬误之类，其实只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结果。
个体不可能创造知识，只能从自己所生活其中的文化土壤中汲取和分享知识。
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承担了知识积累、传承和表征的主要角色。从社会建构和解构主义看心理治疗，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五条结论：
- 绝对的健康是不存在的，需要当事人同咨询师共同建构；
1.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健康不仅仅包括心理健康，也包括由病理心理导致的生物意义层面的健康；
2.躯体症状是情绪本身；
3.而情绪体现出内心的冲突；
4.内心的冲突是创伤事件带来的体验；
5.由此可知，健康是社会构建的结果；
6.以社会建构论和解构主义为理论背景的叙事治疗反对将心理学家们所建构的“健康”强加给当事人。——当事人被赋予与治疗师同等建构方向的权利。- “心理疾病”与人应当分开；
心理疾病的种种命名是心理学家在社会文化背景中建构出来的。- 心理治疗关注的应当是“问题”本身而不是人；
1.当事人的问题是社会文化的建构，是当事人个人生活叙事对社会大叙事的模仿；
2.咨询师不应该成为社会宏大叙事的卫道士，根据宏大叙事对当事人的自我进行剖析，而应该和当事人共同探索问题叙事是如何出现的；
3.如何通过叙事视角帮助当事人选择一种新的更富希望的叙事风格（改写）；
4.并实现其在生活中身体力行，实现生活意义的转化。- 心理治疗是生活智慧的传递而不是对人进行“修理”；
1.传统心理治疗观念会有一种从医学延续而来的修正主义的取向，认为医学是治疗生理上的疾病，心理治疗是纠正心理上的偏颇；
2.实际上，通过问题叙事可以更好的帮助当事人看到是什么（问题叙事）促成了他们的“心理疾病”，帮助当事人从被动的接受心理学权威话语的塑造的状态解放出来，开启新的生活。- 心理治疗是咨访双方共同构建的过程。
1.我们鼓励治疗师/康复师在诊疗过程中不再承担别人的生活专家的角色；
2.治疗的过程是双方共同建构的过程；
3.治疗方向、价值判断等完全是开放的；
4.以至于当事人对咨询师权威的期待，需要在治疗过程中处理。严格来说，叙事治疗不是一种新的心理治疗形式，而是一种与传统差别很大的心理治疗观，以及在这种治疗观指导下的心理助人实践。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叙事治疗的很多思想都是革命性的：
- “心理疾病”观不相同；
叙事治疗不再把当事人带来的问题看作是当事人的人格组成部分，即叙事治疗把“人”与“问题”分开。
治疗师/康复师的工作任务更多的是和当事人一起讨论如何处理人和问题之间的关系。
- 治疗关系不同；
叙事治疗主张和谐共生。
治疗师/康复师不应当是来访者“除掉”问题的工具，而是应该是来访者生活故事的参与者，咨访双方共同探讨如何处理与问题之间的关系。
叙事治疗更主张一种“开放的”（not-knowing）立场，通过无条件倾听，让来访者或来访家庭的故事自然展开，形成独特的主题，并丰富其生活的意义。
- 治疗目标不同。
叙事治疗的目的是使参与者生活意义丰富并实现心理成长。
我们在实际肿瘤康复心理康复的临床实务过程中，更多地主张与患者建立共同面对、探讨、处理当事人与疾病（癌症）之间的关系问题；
同时，我们更多的主张通过改写帮助当事人建立一种更为丰富的叙事风格。肿瘤康复的临床实务的警戒案例：
余某，女性，57岁，因乳腺结节首诊。
心理评估过程中发现其焦虑、自我评价降低，认知功能正常。
SCL-90：焦虑、疑病、敌对、强迫因子分高。
主诉因夫妻关系问题损害，另投资失被骗（百余万）致夫妻关系更加紧张。
疑：丈夫出轨，但无实质性证据，当事人认为的明确证据是丈夫和年轻小姑娘一起吃饭，但现场有共同朋友，即第三人在场；
（提起丈夫时除了愤怒以外又表现出骄傲与自豪，其先生为某国知名政商界人士。）
提出：本次来上海主要目的是为了追索被骗的百万资金，并不是接受首诊，投资款是其背着丈夫出借的，后发现被骗，怕丈夫得知后责怪，来了上海一趟，连债务人都没见到，回去也没有办法向丈夫交待。
执案咨询师发现其情绪焦虑、紧张，首先予以现场安抚，认为夫妻关系问题是造成她时下情绪变化的主因。
需要注意的是：执案咨询师未对创伤事件可能带来的影响做及时处理。
执案咨询师开始深挖来访者对先生出轨的体验（默认先生出轨事实）、感受并试图和来访者共同追索先生出轨的线索。
在这个过程中，执案咨询师未观察到来访者肢体语言的求救信号：如从比较放松的坐姿转为朝向门的方向，且后背挺起；开始在咨询过程中玩手指头；开始玩其丝巾的一角，愈发频繁，且丝巾一角已经被“卷”出褶皱；呼吸声加重；脚部动作增加。
现场督导终止会谈。
——后执案咨询师解释：之所以深挖来访者的创伤叙事，是为了帮助来访者宣泄，且起到“刮骨疗伤”的效果。
但是两天以后，来访者因“心梗”入院抢救治疗。
这是病理生理、病理心理相互转化、相互影响的一个现实案例，这也是以标签化为循证线索的传统心理治疗体现出的重大漏洞。
借结合这个案例，解释为什么我们几近严苛的要求在慢病叙事，尤其是肿瘤心理康复的临床，需要通过利用暗示与自我暗示的左右，对患者的创伤叙事进行更为“和谐”之改写的原因。肿瘤康复的临床实务案例：
张某，女，49岁，直肠腺癌复诊。
收治时情绪状态：轻度焦虑，因专科医生告知其不手术只有半年生存期，但手术要转道；低自尊表达，因考虑儿子尚未高中毕业，且自己作为医药代表，带粪袋工作会严重影响其生存质量，同时影响人际交往。
其他精神状态正常。
日常治疗中引入个体叙事：
事件一：先生是消防员退伍，对情绪表达不敏感，因此在她生病以后帮不上忙，还竟帮倒忙，因此对先生极为不满，言辞之间充满抱怨。
尤其是疼痛发生时，她躺在床上打滚，先生只敢在门口远远的看着，小心翼翼的询问他可以做些什么，但那个时候她更不想回答先生。
改写：将一个女孩从内蒙跑到海边发展的一路成长时间进行梳理，并整理出认识一个什么样的男性，为何选择彼此，孩子的出生，先生从消防队离职，照顾家庭，两人抱着孩子开车跑药物销售，白手起家的经历。（澄清关系）
事件二：从小在内蒙长大，父亲勘探工程师，三个孩子，她排行第二，姐姐很漂亮，所以她被母亲取了小名叫“黑妞”，一直让她很自卑，母亲又重男轻女，在她和先生稳定后，弟弟也到了她的城市生活，弟弟结婚后将母亲接到身边照顾，她和母亲沟通不多，认为母亲不管不爱她，甚至生病的事情都没有告知。（言语中透露对母亲的失望）
改写：通过协同先生共同努力，获得大姐的配合，在她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将她生病这些时间以来所有的经历以故事的形式告知母亲和弟弟，以获得更全面的家庭支持。。
效果：母亲的电话是在她的特诊会上接入现场的，所有专家在场的情况下，听到老母亲颤抖的声音说：妞啊，你为啥经历了这些事都不跟我说呀，两年前你爸爸去逝（哽咽、留白），我就想着内蒙就我一个人了，就和你弟商量来他这里吧，你和xx（先生）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不能再去麻烦你们了。（误会消除1：重男轻女）闺女，有什么事你以后一定要说，咱家不能再出事了……（误会消除2：不爱）电话两边都在哭。
患者出院回家后，去了弟弟和母亲家，受到热烈的欢迎，儿子考上苏州大学，后追随父亲脚步入伍参军，整个家庭处在爱意融融的状态。
患者于今年十一月进行直肠腺癌切除手术，已能够积极于肠转道共处，超过预期生存期2年余。两个案例的对比可以很清晰看到个体叙事治疗观在慢病康复治疗临床实务中的现实价值，个体叙事不仅没有对认知性躯体症状进行暗示强化，甚至规避了标签化背后的涉医疗管理处方权之争下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