卵巢癌个案故事(017)

2022年7月28日,郑老师于江苏省中医二院去世,深感惋惜。

临终之前她交代自己的儿子向全世界转达:“本仙女人间历劫结束,打道回天庭。愿人间所有病痛烟消云散,只留下美满幸福!”

郑老师是一位性格非常坚毅并且令人尊敬的女性,她是一位因卵巢癌子宫附件全切的患者,我至今记得第1次她走进我们康复中心时的状态。

那个时候她满面红光,刚从省肿瘤医院做完pd1治疗,恢复尚可,但医生预估她只有三个月的生命期。

她的原始治疗档案整理的很乱,可能在各地的求医过程当中很多记录已经丢失,但她很仔细的整理了一个Excel表格,记录了她从患病以来详细的治疗经历和临床检查指标的变化。

在构建整个肿瘤康复心理学的体系过程中,我们的大数据库里记录过7万多的女性患者,有乳腺癌有宫颈癌有卵巢癌,这些癌种无不意外都和女性疾病相关,而这些患者在罹患确诊创伤以后都出现了低自尊低性别认同的表达。

郑老师不太一样,她是唯一一个能够把自己发病的历史说得清清楚楚的人——我们可以在她罹患癌症的过程当中看到她积极的自救行为。

然而可能作为男性支持者,甚至是作为临床心理学工作者很难意识到当女性化特征的丧失或移除将会对女性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创伤,这是一种社会身份角色的否定和抹除。

郑老师有两个儿子,为两次婚姻所赐,所幸到儿子懂事,在妈妈患病后开始逐渐承担起家庭,小儿子是她40多岁时和再婚的先生所生,作为高龄产妇,母子平安。

她的社会身份角色在她的圈子里非常耀眼,是被认可和接受的人,因此在如日中天的时候,她获得了这个社会最好的物质回馈。“女强人”、“富婆”的标签非她莫属。生活是否会一直如此顺遂?

“我想拥有幸福的生活,有错吗?”

很多时候女性的刚烈在于对生活应激事件的处理。出差回家后,她发现家里坐着一个女人,和先生一起吃饭。

先生解释道:“这是同事,来家里做客。”

由于先生的特殊职业,郑老师感受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床上的毛发,洗手间里的细节,都可以判断这位女士在她出差时一直都住在家里。

大吵了一架,非常激烈,先生动手,鼻梁骨折。

投诉到先生单位,所长亲自接待,同情、同情,但是没有办法——先生是公务员,咬死不承认出轨,没有证据,单位无法处理。

在过去那些年先生在单位的口碑一直不好。所以晋升无门,一直被留在基层,经常闯祸,刑讯逼供,在那个年代,很多祸事都被压了下去。先生的同事暗示郑老师,你去扬州路1号试试吧,会有用的。

一个月以后查出卵巢癌晚期,立刻手术,摘除所有子宫附件,无法再拖。

术后郑老师在江苏省肿瘤医院做了21次化疗一次PD1免疫治疗,对任何肿瘤患者来说,21次化疗意味着身体免疫遭受严重的摧残,在这样的身体情况下,她和先生达成一致,小儿子交于先生照顾,每周她会和小儿子见一次。

困境 #

1.担心:

小儿子才两岁,未来的生存问题怎么办?现在先生这个样子,先生的母亲已80高龄,对照顾这么小的孩子发有心无力。母亲对这个儿子也无法管教,小儿子在母亲照顾下全身过敏,按照先生现在表现出来的行为,也不会对照顾小儿子多用心。他未来如何生存?是否能够健康的长大?

2.家庭支持有限

郑老师母亲今年75岁,郑老师一直没有和家庭保持良好的沟通,甚至在我介入郑老师的心理治疗计划之前,她的母亲在父亲去世后搬到郑老师家里居住,衣食住行都是由郑老师照顾,在和郑老师深入会谈之后,郑老师鼓起勇气和她母亲谈了一次,母亲开始承担照顾家庭,照顾郑老师的责任。然而,无论是母亲还是为了照顾她安全的特地从上海离职回到南京的舅舅,由于低学历文化水平,都无法对郑老师当下的处境提供有效的建议和帮助。

大儿子19岁,在浙江工作,和小儿子关系疏离,没有什么感情,也不太陪小儿子玩,郑老师曾这么评价她的大儿子:“他可能比较缺乏共情能力和同情心,也不会照顾人。”

3.经济问题

在经历了21次化疗及免疫治疗大量的经济支出后,同时受困于疫情企业发展情况的衰败,郑老师经济状况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先生开始大量转移双方共同财产,在这样事业、家庭双吸血的情况下,郑老师的经济问题变得雪上加霜。

大儿子刚毕业工作,也急需一辆车作为事业起步的催化剂或者是作为一位母亲送给孩子符合中国国情的“成人礼”,如此,在自己治疗急需用钱企业也需要周转的困难情境下,郑老师还是根据大儿子的喜好给他买了一台领克06表达对孩子迈入社会的支持。

忍让 #

在我们的接触过程中,郑老师提过,为什么没有去扬州路?(省公安厅位置)
小儿子才两岁,随时都有可能没有妈妈,不能让他再没有父亲了,而小儿子的奶奶已经80了,没有能力去照顾他。
所以忍,这是一位母亲为了孩子放弃了她最后的尊严。

暴虐 #

分居以后,小儿子每周末会送到郑老师这里来,待周日晚上由先生接走。
这一天先生没有来,婆婆说先生在外面喝酒。打电话给先生,先生不接,各种渠道联系也都联系不上,而第2天也就是星期一,郑老师要到我们中心来接受康复治疗。
凌晨一点,有人砸门。郑老师开门,是他浑身酒气的先生。
二话不说向腹部猛踢,那是术后的第2个月。
“让你打电话骚扰我妈”
“让你去我单位,我让你不得好死”
“我耗死你,你一分钱也别想拿到”
“你拿不到我出轨证据”
孩子的哭闹声,女人的哭喊声就在那个夜里,撕裂了整个小区的安宁。

自救 #

1、抚养权的“放弃”
作为母亲,郑老师主观上放弃了对小儿子的抚养权,但是她依旧每周末雷打不动要把小儿子接到家里照顾,因为担心先生年逾八十的老母亲对照顾孩子有心无力。事实上,在小儿子因婆婆家卫生问题出现全身过敏性湿疹时,哪怕忍着病痛,都是由郑老师驱车前往接孩子再从北到南跨越南京城到儿童医院就诊治疗。

在对待孩子问题上,郑老师极力表达一个母亲对两个不同阶段孩子的爱意和“一视同仁”:大儿子已成年,在经济上给予力所能及的补助与支持;小儿子幼年,尽量让他记得妈妈曾经在他的生活中承担的角色和责任。

2、治疗自救
除此之外,我们尝试帮助郑老师建立康复治疗信心,一方面要求郑老师遵医嘱治疗外,我们引领郑老师参与肿瘤康复社区的大家庭,在患者之间建立相互支持,相互表达的渠道,而这样的环境在有限的边界内会给肿瘤患者起到温暖且坚定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后来正是拉扯着这些患者对抗一些临床医生“生存期判断”引发的心理恐惧的重要力量。

我们开始为郑老师设置“每日康复计划”,她的日期被安排的很慢,除了临床检查和治疗以外,通常每天会有两次正念呼吸训练时间,我们也会进行每日运动和定制营养计划,而郑老师也可以随时预约心理会谈——如果她需要的话。

3、经济自救
经济方面,在今年年初,郑老师对自己手上的公司申请了破产清算,并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给予员工最大的经济补偿。

为了帮助她改善经济状况,她的朋友帮助她联系了安徽的几家医院让她以个人的身份代理医院的RO反渗透饮水机的全院采购项目,由于这类小额采购直接打款,会极大缩短郑老师的收款周期以解决郑老师高额的治疗费用问题。

郑老师再婚之前,自己名下有一套南京的房产,挂牌出售,但始终有价无市,无法顺利出售,尽管如此,郑老师联系了中介对房价不断的进行调整,不过由于疫情对社会经济的重创和可能因为是老小区的关系,那些上门的意向买家们并没有成交。

在离婚官司初审出结果后,我曾得知,郑老师把这套房子做了银行抵押,小银行仅贷出60万元,即便风险如此之大,这60万帮助郑老师极大的缓解了当时的经济困境。

出售了自己的路虎牌爱车。

4、家庭关系方面
郑老师寻求律师帮助,积极准备离婚的官司,郑老师曾不止一次对我说由于共同财产被转移,在官司中至少要拿到40万出来,但是初审结果对郑老师非常不利。

另外,郑老师开始积极改善家庭关系,她的母亲在父亲去世后一直和她住在一起,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在郑老师生病后,也一直没有告诉母亲患病的真实情况。在我们康复中心接收郑老师以后,我们在心理会谈中鼓励郑老师和母亲恳谈,告知当前处境以获得家庭支持。那次恳谈之后,母亲面色凝重,欲言又止,最后和女儿相拥而泣,也是从那一次开始,母亲承担起家庭生活,开始主动照顾郑老师的衣食住行,减轻郑老师在生活上的精神负担。

财产 #

我没有记错的话,11月15号郑老师离婚案第1次开庭。先生找了人,结果对郑老师非常不好。法庭认为先生没有资产,也就是说他活了40多年,所有银行卡上资产只有2000元。法院对郑老师所有的经济状况,财务状况的资料要求的非常详细,却没有要先生其他的经济状况,财务状况的资料,法院判同意离婚,法官舔着脸安慰郑老师说你回去好好养病。

郑老师不服,上诉。

3月份开始上海疫情,郑老师无法返回上海,治疗无门。我带组临危受命,开始监督郑老师的病情发展情况,这时候她已经超过预估生存期五个月时间。

终末 #

我们组的孩子都知道这一段时间我们怎么熬过来,为了她积极求生存的欲望,也为了她放不下的小儿子,我们希望帮助郑老师活下来。甚至在这样的陪伴支持过程当中,我们放弃了,或者说付出了很多代价。

正面的表现是患者所有的情况都在变好。

但是由于郑老师不可以来到我们自己的医院,在治疗方案上出现的冲突一触即发,我们研究院发现我们不可以干预其他医院的治疗了。

这真是一种无法言语的无力感。
在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我和郑老师保持着每天的联系。
我知道医院给他尝试了胃肠减压措施,但医生无法解释在没有梗阻的情况下,为什么会需要胃肠减压?
她的胃部有大量的粘液吐出,于是医生根据现在的指南严格要求她禁食水——我们已经无能为力。
她时不时会告诉我:张老师,我今天感觉情况非常不好。
我会详细的了解她的症状,然后告诉她症状开始好转的地方,慢慢的她的情绪开始恢复稳定,开始重新建立起维生的欲望。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低谷都是这样熬过来的。

肿瘤康复心理学在临床实践当中每一个每一个小山坡,不仅对病人,对他主要治疗者来说,都是一场心理上的浩劫,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所以作为肿瘤康复心理学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就是医务工作者产生的职业倦怠

很显然,肿瘤康复心理学在这个病例的使用上是成功的。
郑老师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人,当我们看到她在临终的最后,还在祝福这个对她如此糟糕的世界,我们又作何感想呢?

1.抚养权
一审判决下来法院支持离婚诉讼,小儿子抚养权判归先生所有,判决后,小儿子依旧每周末到郑老师家里生活。

2.经济

在众多好朋友的帮助和接济下,经济状况一定程度得以改善,离婚官司时,法院详细索取了郑老师的所有经济情况资料(所有银行卡、流水、贷款情况、车房产等资料)而只从他先生那边索取了银行卡资料,卡里仅剩余额2000元。一审判决结果以先生补贴一万元给郑老师为经济要求。这一点给郑老师带来极大的心理创伤,不服,上诉。

  1. 治疗

好在郑老师并没有放弃治疗,她严格遵守我们的康复治疗计划,哪怕在被病痛折磨的非常痛苦的时期,她的生活作息每天排的很满,这是对她维生欲望的维持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

在终末期时,受到低蛋白血症影响,区别于刚见到郑老师时期的圆润和饱满,满脸血色,那时候郑老师已经从圆脸变成了颧骨突出的瘦长脸,面部皮肤松弛拉夸下来,浑身乏力且疼痛,即便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在配合临床使用积极的心理疗法为郑老师提供心理支持。

但是受到疫情影响,郑老师始终无法回到上海入院,最终在超出预期生存期八个月后因病医治无效死亡。

4.家庭

儿子从浙江回来陪她,舅舅辞掉上海的工作,回到南京陪她帮助照看她的生活。

5.其他支持

在她去世后,多位病友为她放飞纸飞机。

居斯塔夫·福楼拜曾经说过:愿上帝饶恕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芸芸众生吧。

仅以此文纪念郑老师,并向每一位为肿瘤康复心理学整个体系的构建给出无私奉献的患者表达最深切的感恩。

我的团队还很年轻,我们希望你们好好的活着,陪着我们慢慢的羽翼丰满,慢慢的老去。

我们希望你们和我们一样有人爱、有事做、对生活的每一天也有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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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24-12-04